截至2025年11月21日，全球能源市场正刮起一股新风。如果说此前应对气候变化和碳中和被视为绝对价值，那么现在考虑经济现实的“能源现实主义”正在迅速崛起。特别是卡塔尔能源部长萨德·本·谢里达·阿尔卡比最近在ADIPEC 2025上公开表示“我不相信净零排放是可实现的”，这一言论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从个人角度来看，这种言论的出现是因为现实的能源转型限制已经显露无遗。从产油国的角度来看，以当前的技术水平，仅靠太阳能、风能等间歇性可再生能源难以确保大规模电网的稳定性是核心逻辑。更重要的是，碳中和过程中产生的巨额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可能导致能源贫困人口增加和工业竞争力削弱的担忧。
从实际数据来看，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2024年，欧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达到47%，创历史新高。相比之下，韩国仅为10%，相差4.7倍。然而，这一代价不容小觑。根据Statista的数据，截至2025年3月，家庭用电费中，爱尔兰为每千瓦时0.45美元，意大利为0.43美元，德国、比利时、英国为0.4美元，属于全球最高水平。丹麦也达到0.36美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反观韩国的电价为每千瓦时0.081美元，明显低于美国（0.18美元）和日本（0.23美元）。比韩国更低的只有中国（0.08美元）、阿联酋（0.08美元）、土耳其（0.07美元）和俄罗斯（0.06美元）。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欧洲积极的可再生能源转型实际上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负担。
特朗普政府与产油国的共同点
有趣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提出了类似的逻辑。虽然他否认气候危机科学本身，主张“气候危机骗局论”，但在认为气候监管削弱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并减少就业的观点上，与产油国的目标一致。将巴黎协定等气候监管视为增长障碍的观点似乎正在逐渐扩散。
在这种趋势下，更令人惊讶的是，那些一直积极主导气候政策的主要国家甚至无法完全放弃煤炭发电。曾宣称脱煤的德国，在2025年大选中执政的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将建设50座燃气、煤炭等火力发电厂作为竞选承诺。这反映了对能源安全和电网稳定性的现实考量。
从全球能源统计来看，现实更加复杂。2025年上半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首次超过煤炭发电量，但2024年全球煤炭使用量反而创下历史新高。这意味着煤炭使用量并未减少，只是增长速度放缓，但使用量本身仍在扩大。
全球能源消费中，无碳发电源的比例为41%，比煤炭发电（34%）高出7个百分点，但其中也包括核能。仅看太阳能、风能等纯可再生能源比例，仍然停留在15%的水平。这解释了中国、美国、德国等主要国家为了确保电网稳定性而将煤炭发电作为战略备用电源的原因。
韩国的能源困境
在这种国际趋势中，韩国的情况更加复杂。虽然环境部长金成焕最近在巴西举行的COP30上加入了脱煤联盟，但国内能源行业仍然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为了电力供应稳定，煤炭发电是必要的。担心如果韩国单方面宣布脱煤，可能在产业竞争力和电力稳定性方面与国际趋势脱节。
韩国的能源进口依赖度高达95%，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使得能源成本上升直接影响产业竞争力。尤其是在半导体、钢铁、化学等能源密集型产业占据韩国经济核心的情况下，欧洲式的激进能源转型必然伴随相当的风险。
实际上，韩国的电价保持在主要国家中相当低的水平，也是为了维持制造业竞争力的政策考量。如果电价上升到欧洲水平，韩国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负担将急剧增加，这很可能导致国际竞争力减弱。
更何况，韩国在地缘政治上被中国、日本、俄罗斯等能源政策各异的国家包围，独立的能源战略制定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仍然对煤炭依赖度高，日本在福岛事故后对核能政策缺乏社会共识。俄罗斯作为天然气出口国，对碳中和持消极态度。
个人认为，韩国现在应该通过满足气候应对、产业竞争力和电网稳定性的“韩国型能源实用主义”，来确定中长期能源转型路线图。这不仅仅是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而是通过优化核能、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必要时包括煤炭在内的能源组合，建立稳定且经济的能源供应体系。
特别是韩国的核能技术处于世界顶尖水平，正如在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出口成功案例中所展示的那样，也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开发中也处于领先地位，利用其扩大无碳能源供应可能成为现实的替代方案。这也是韩国水力原子力公司正在推进的新韩蔚3、4号机建设和SMR商业化计划备受关注的原因。
最终，韩国需要在全球碳中和目标、能源安全和经济现实性之间找到平衡点。与其盲目追随欧洲，不如考虑韩国的特殊情况，制定独立的能源战略。未来政府和能源行业将如何协调政策方向，值得我们关注。
本文是在阅读[能源洞察] ‘能源现实主义’迅速崛起……韩国的困境文章后，结合个人意见和分析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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